重温那些值得珍藏的精彩记忆
１．法院初次审查立法时的立场 在司法至上语境下，司法谦抑向来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主张。
四、规制紧急行政权的基本思路 如何具体地将紧急行政权纳入法治的轨道，如何协调或缓冲紧急状态与法治状态的冲突，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应得到尊重。
六是对相关事项的行政指导权。尤其是对于正在酝酿起草的行政程序法来说，应当辟专章或专节对有关紧急行政权的行使问题加以规定。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原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8203;紧急状态 行政权 行政法治 。为了防止在关键时刻出现渎职或失职情况，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为渎职和失职行为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并建立有效的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有的国家的宪法还明确规定总统或国王有停止或部分停止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的执行的权力。
从紧急状态所产生的原因看，紧急状态可分为国内原因紧急状态、国际原因紧急状态，人为原因紧急状态、自然原因紧急状态与复合原因紧急状态，违法犯罪引起的紧急状态与意外事件引起的紧急状态。法国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区内，当出现导致一场外来战争的危险时，军方有权逮捕罪犯，搜查、收缴武器弹药，管理出版物和集会等。最后，接受议会应受约束的理念。
首先，对话理论使部分法官认为司法审查权在本质上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对话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弱司法审查体制的新颖性，但它关于该体制之必要性的论证并不成功。其三，应当对彼此保持尊重。前者是一种低效的方法，后者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但宪章第33条又特别规定，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迁徙权、谋生权和语言权等少数权利，中央或省议会可以在立法中明确宣告，尽管该法可能影响权利的行使，但它可以不接受司法审查。事实上，对话理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证成了弱司法审查体制，至今仍是未有定论的问题。
为此将充分利用现有学说资源，说明弱司法审查不是英联邦国家强行标新立异的产物，而是存在相应的理论基础。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最初提出司法能动概念意在描述法官根据自身的道德认知和生活经验，通过司法权在社会福利、公共政策等问题上积极发挥作用的现象。由于司法至上本身的民主性成疑，由大法官来裁决公众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会使社会更加分裂，美国历史上的德雷德·斯科特案罗伊诉韦德案便是例证。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对对话理论进行转化应用的尝试。
〔50〕英国也有类似争论，有学者认为，当前议会已经对法院表现出过分的遵从，未来应当增强自身的回应性在驯养繁殖方面，明确科学驯养繁殖的方针，制定名录规范人工繁育和综合利用，保护动物福利，实行科学野化放归。主要的争论和建议主要体现如下。有人进而提出，野生动物产业占我国GDP的比例非常低，但损害我国的大国形象，因此应完全排除利用。
建议鼓励社会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鼓励专业团队、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意见，鼓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动物保护宣传教育、巡视巡查、野外救助、科学评估等服务。应当对所有的野生动物予以原则上的全面保护，建立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
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已经远远超过捐赠资金的作用，还应当发挥其宣传教育、技术服务和巡视救助等社会服务的作用，发挥其监督甚至提起诉讼的作用。无论采取那个选择，在第二条适用范围中，建议规定繁育、利用野生动物必须遵守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要求。
目前，产业协会赞成加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福利保护，清理不符合福利标准的小散养殖户，通过加强福利保护来做大做强中国的动物产业，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产业协会有动力也有能力加强对人工繁育企业的行业监督。现有的一些罚款标准过低，不利于打击违法行为。对于出于科学研究、环境教育和拯救濒危动物物种的目的的驯养繁殖，可以考虑允许。此外，还应规定，名录的制定与调整应当符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规定。有观点认为，不能人为地定义什么是值得保护的野生动物，对于生态系统的平衡而言，每一物种是有其价值，野生动物的保护需要脱离人类中心主义。
立法目的中的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只限于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顾及所有的野生动物。建议在总则一章中设置专条，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权利、参与范围和监督形式，并在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一章中，规定依法设立的以动物保护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三年内如无违法记录，有权针对违法的企业和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对网上交易平台进行管制，鼓励对违法交易行为进行有奖举报，对为违法进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易的行为提供信息平台服务的，规定罚款的责任形式。在野生动物保护和许可中，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违法现象，如果不加大司法监督，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效果会大打折扣。
此外，虐待野生动物承担什么责任，动物侵害人身和财产的补偿标准不明确、资金来源不稳定等，也有待规定。因此，所定义的野生动物应当包括陆生及水生两栖类、爬行类等在内的所有野生动物。
建议增加产业协会自律的规定，规定产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有权举报和谴责不符合福利标准和规范的人工驯养和繁育者。在该章中，不仅将其范围涵盖野生动物生活之地，也应涵盖迁徙、产卵或停留区域。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应当规定健全定期或者不定期更新名录的制度。对于缴获的象牙、虎骨等制品，属于国家所有，规定不得焚毁，由有关部门封存。
建议将非重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人工繁育纳入管理，细化对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繁育的规定，提高门槛，对专业技术人员、场所、资金等有具体要求。（二）立法建议 建议将驯养繁殖拆分为驯养和繁育，将驯养繁殖许可证拆分为驯养许可证和人工繁育许可证。
另外，野生动物的网上非法交易，目前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和打击。不要仅局限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也可以纳入进来。
增加规定，对不依法行政的部门及其责任人规定行政法律责任。（二）立法建议 上述观点各有各的价值判断、逻辑起点和立法期盼。
但也有专家指出，目前国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不明确且过小，但也不宜过大，应从全面保护向重点保护和加强利用管理的角度来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三有野生动物的判断标准应摈弃经济价值，修改为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与驯养有关的一个现象是放归或者放生，很多专家指出，放归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只有极少的品种成功过，大部分批准未成功，因此修法时，不能简单地规定国家支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野化放归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放归。折中的观点认为，驯养繁殖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有弊，完全废止基于经济目的的驯养繁殖，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由国家建立可以驯养繁殖的名录，对于名录内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时必须保障一定的福利标准。
产业界指出，驯养繁殖的规范，既应发挥企业的动物保护主体作用，也应发挥产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当逐步限制人类利用野生动物的范围和程度，尽量淡化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的利益、动物价值和生态平衡的统一。
现行的三有动物的判断标准——有益、有重要经济和科学价值没有突出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也不科学。其次，不应让栖息地独立于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主管部门应评估栖息地现状，对于重要的栖息地需建立相应的自然保护地。
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对省级野生动物保护专项基金进行补助。对于不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管部门，建议授权前述社会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